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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青年到纪实作家
加入时间:2016-09-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1990年,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时的我一门心思热爱着文学,是个文学青年,但对领袖题材的认识几乎为零。杜修贤老先生是我家的亲戚,在北京读书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他家里。
  
  关于杜老,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一直跟随毛主席、周总理拍摄照片。记得第一次去杜老家的时候,我被他满屋子的领袖照片震撼了,照片多到他想给我放杯茶都要把成堆的照片扒拉开才能腾出一个地方。一次我和他下象棋,目光偶然看到棋盘下的玻璃板底下压了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晚年的照片。结果那盘棋我根本没心思好好下,目光不断在注视那张照片。那照片是以前没见过的,据我所知,新华社摄影记者要按规定将参加活动的新闻照片交由新华社发表,而我看见这张照片恰恰是没有见报的。经过考证,这照片是1974年5月底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
  
  这张照片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我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知道毛主席那时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周总理在我们的年代就像“一家之长”一样。那时我意识到,我们心目中的领袖有着血肉之躯,和我们一样吃五谷,会老、会病。如果不看这些照片,我也无法知道伟人的晚景是这样的。
  
  这张照片孕育了一个文学青年对领袖的好奇心,引出无数问号与思考。这也是我后来答应为杜老写一本自传体作品的初心,那本书就是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
  
  我当时是写纯文学作品的,不会写纪实,于是第一本书就用小说形式写了出来。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将25万字初稿审读后,几乎“毙”得一字不剩,原因就是我所谓的震撼方式——小说根本无法写出这类题材的真实感。编辑就给了我六字修改意见:真实、客观、凝重。
  
  真实,有照片为证。客观,就难一些,怎么站到一个客观的立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段历史?凝重,就更难了。面对历史,需要沉淀、提炼、审视甚至有直面的勇气,作品才能有凝重的分量。可怎么用我的笔去写出那份凝重呢?只能沉下心来从头学习。那时起我开始恶补,阅读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读完这些作品之后,再易其稿,交给出版社,结果很快就获通过,几乎没有再改便印刷成书,于1991年底正式出版发行,成为1992年的畅销书。
  
  从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这个转身,由写纯文学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写领袖题材的纪实作家。
  
  书名虽然叫《红墙里的瞬间》,但书中几乎没有插图。这给终日沉浸在领袖照片整理中的我留下了遗憾,什么时候才能让读者读书的时候也能读图呢?这个遗憾直到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镜头》得以弥补。
  
  《红镜头》一书中我提供了杜老拍摄的五百多幅照片,我的领袖题材作品也由一图不插转变到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也成为我写领袖作品的一个风格。
  
  《红镜头》书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多年写领袖题材,我就像演戏的人入戏太深,那时候是在历史当中畅游的精神状态。当这本书审下来,第二天就要下印厂,可是直到头天晚上书名还没有定下来。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我书中的人物全部到齐,主题就是为这本书起名。会上,毛主席说:我看就叫“红镜头”吧。我从梦中惊醒,立刻记下了“红镜头”三个字。
  
  第二天一早,出版社电话来了:书要下厂,必须要有书名。当我将“红镜头”告知电话那头的出版社总编,只听见电话里沉默好几秒后一声大叫:“就是它!”就这样,《红镜头》书名定下来了。
  
  我从写文学作品到去关注党史军史,并为之挥笔,得益于我通过为杜老整理“海量”的照片,不断发现历史的奇妙之处,发现领袖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体会政治的风云变幻,那些通过照片展现出来的背后故事往往就是新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随着时间流逝,也随着我不断在红墙里“畅游”,慢慢地沉到党史军史中去研究每一张领袖照片,文史与照片相互佐证,采访与阅读相互弥补,由此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历史的门窗。写纪实作品非常辛苦,因为功夫都在写书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证资料和采访工作。然而历史留下的足印,足以让我们付出毕生精力去审视去研究去追寻。
  
  这些年一边写作一边完善每一张照片的说明,而每张照片说明便是一次对历史审视、研究与追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认识到,缺乏历史知识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觉得有了一种责任,应该把我知道的领袖历史写出来。
  
  这么多年下来,我做的有名有姓的采访近三百人,由不需要采访在家“闭门造车”创作到采访无数人才可以写文章,由“一人不阅”到“阅人无数”。大家看到我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了大量采访,大量阅读而产生出来的作品。
  
  《红镜头》出版,了却了我一个心愿,但还是留下了遗憾。这本书尽管有这么多照片,但是彩色照片却没能印上去。今天的朋友无法想象,六七十年代一张彩色照片是多么的珍贵。那时我们没有国产彩色胶卷,全部靠进口,每个摄影记者手上的彩色胶卷数量非常少,而且感光度只有36度,就是说要在非常强的光线下才能拍摄清楚。
  
  如果说毛泽东晚年的照片是珍贵的,那么彩色照片尤为珍贵。这么珍贵的照片在《红镜头》中没有彩色还原,我埋下了一个遗憾。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这本书中我特意精选了100多幅彩色照片,要求还原真实的色彩,出版社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从25年前第一本《红墙里的瞬间》到《红镜头》再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周恩来最后600天》,直到今天的《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总是完成一个心愿又留下一个遗憾,因为有遗憾,才会激发下本书的写作。最近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也是想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乃至政坛人物的不凡命运与心路历程,触摸到新中国历史事件的脉络走向,感受到领袖人物的常人之心。
(责任编辑:张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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